制定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工作规则，完善监督检查的工作机制。

若按此标准，那么对干预司法行为实施追责的这根红线的确放得很低，无疑对公务人员形成了威慑，但要使这一机制真正起到效果，对干预、插手和其他严重后果、司法活动、案件处理的具体含义便须在机制运行前就进行精准的界定，以免使规范的执行者和遵守者都感到彷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权力的来源，有权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主要涵盖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三个方面，但对改革措施的表述还较为笼统。关于党对司法的领导，《决定》采用了支持司法的表述，支持一词在语义上带有力度感，尚偏中性。再次，人大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应有作用。审判权是司法权力，裁判执行权则带有行政性质，我国生效民事和行政裁判目前是由法院负责执行，同时法院还依据行政机关或当事人申请，对部分非诉讼事项进行强制执行，这种分工格局分散了法院的精力，执行难的问题也影响了司法权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明确各类司法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首先，科学确定法官检察官的名额和比例。其次，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与人大制度的冲突问题。法律之于宪法的任务在于实施，立法机关负有将宪法规定的内容具体化的义务，以充实宪法规范内涵。

宪法能划清党的执政行为与国家权力行为的边界，确保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质法治主义确立了法律须受法的约束，立法须受宪法限制已经成为法治的普遍原则。由于《决定》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其性质是党的文件，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的主体应该是党？这也符合党的领导的原则。当下，依法治国在司法层面的推进应当以完善司法权力独立运行机制为中心展开，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恪守程序公正，对党组织或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形严厉问责，健全司法人员履职保护机制和法律人才流动渠道，强化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优化司法职权的配置。

其次，根据宪法的规定，宪法解释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那么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主体是常委会吗？似乎应该是，但又不完全是，全国人大无疑也是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主体，如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权力应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解释宪法的机关，不宜自己给自己立法）。这一认定具备理论与规范依据。

再次，宪法第100条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基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可考虑按照政府首长负责制、司法独立行使职权制的精神，适度减少人大人事任免的范围。执政党当然也受这一条文的规制——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也是党章作为党内最高法规的明确要求。所以，中国的法治建设一定要充满自信，要认真总结我们的经验，梳理具体的问题，加强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创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创造在中国现阶段能够解决问题的法治实施新制度和新形式，在世界法治发展中树立起中国法治品牌，这才是中国真正的软实力! 二、宽容理念 实现依宪治国，还要树立宽容理念，就是要形成平等包容、交流吸收、求同存异、共生共荣、共同进步的社会观念和文化氛围。

宪法以对国家权力的构造和限制为核心内容，以保障并增进公民权利为终极追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前提是人民主权，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依宪治国之所以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要求和根本标志，首先是因为只有坚持依宪治国才能保证法治实施的民主内涵，才能实现《决议》所期望的良法、善治。法治意味着法的统治，它明确了法律相对于其他权威的优位性，其于实质上确立了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立法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至上地位，在最终意义上奠定人民的统治。

这些外国法理论固然丰富了我国法治的内涵，但因水土不服，故而仍有相当的副作用。果真如此，由谁来承担这一繁重的工作呢？这些非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向谁备案？由谁审查？政府还是人大？或者是只在本系统内部备案审查？审查的方式是事先审查还是事后审查？鉴于非法律性的规范性文件数量极为庞大，都进行事先审查几乎不可能，那么很可能以事后审查为主，事后审查是否包括司法机关的审查呢？审查中的依法审查是依据什么法？宪法规定的现有法律性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运作时依据的主要是《立法法》，而《立法法》没有（也不需要）规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那么是否需要再制定一部专门法律？还是有关审查制度分散在不同的法律中分别予以规定？如按照现有制度，如果某宗教社团的章程有违宪或违法嫌疑，一般应由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审查，审查后有权撤销。

《决定》明确规定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并且要完善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实在是让人浮想联翩。董和平，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在中央地方关系理论上，一个明确的原理是权力下放必须与监督机制相伴随。美国宪法学家尝言，写进宪法中的字词虽然是普通语言，但不可将其视为一般语文，而应遵循解释规则阐释其含义。除了提高立法的民主与科学程度，包括扩大公众参与、听证、听取专家建议和意见，以及规范立法程序等之外，还应增加立法的合宪判断，考察具体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理念、原则和规范。因此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制定的所有规范性文件当然也都要符合宪法，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也可以说是对宪法第5条的贯彻和落实，这是监督宪法实施的一项重要进程。对于中央而言，赋予更多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属于权力下放。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优化课程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提高法治人才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培养适合中国法治建设需要的高质量专门人才。

单纯依靠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缓不济急，这也是为什么战后德国法律保留在克服形式主义法治的弊端，明确立法者须接受法律限制，拓展其内涵的前提下，增加了重大性理论的原因。这说明，轻视宪法文本文字是一种顽疾，根深蒂固，且具有普遍性。

在横向意义上，中央国家机关体系内全国人代表大会和一府两院的关系。我们在此以专栏刊出，以飨读者。

坚持人权理念，还要重视政治人权的保障，重点是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内在民主性。一、人民民主的法治与宪法传统 人民民主是我国法治的理论基础，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依宪治国首先能够制约权力专横，防止权力腐败。其次，坚持依宪治国还能够保证法治实施的规范和有效进行。宪法确立了党的执政地位，使党的领导有了宪法和法律的支撑与保障。一是以三权分立作为理论前提研究我国的法治与宪法问题。

在法治实施的过程中，既要反对法律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法律万能论，要注意到法律自身的局限性，要合理吸收我国政治治理传统中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有益因素，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通过道德建设为法治实施构建良性的社会基础。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就国家机关相互关系而言，应在横向意义立基于一府两院，纵向意义上立基于中央和地方关系，判断各国家机关是否越权、侵权、滥用权力、怠惰权力及违反程序。三、宪法监督制度不仅要落实，而且要完善 《决定》既然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就说明现有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不完善的，这是否意味着不仅要落实宪法现有的审查制度，而且要补充甚至修改宪法现有的备案审查制度、使其完善？ 按照这种思路想下去，如果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那么应当在什么方面完善？根据《决定》的表述，除了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外，还要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在这一路征程中，中国宪法学人上下求索，贡献了诸多智识。回溯现行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其文化发展中都推崇百家争鸣、兼容并包，政治发展中也以思想自由、民主参与作为近现代制度文明的标志。如何贯彻宽容理念，一是要倡导思想宽容。美式或者欧式违宪审查理论。

依据宪法，设立机构，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俾使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依循程序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确保国家法制统一。当然，宪法治理和法治建设中贯彻宽容理念，绝不能放弃自主地位、否定自身优势，而是要通过博采众家之长，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服务。

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四中全会做出的决定用了较大篇幅部署维护司法公正的举措，惩治司法掮客等提法也颇见新意和决心，反映了中央对司法领域问题的直面和反思。

这种法治改革观提醒我们，依法治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最佳的表达载体和实施机制，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引领和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方面的深化改革，势必将为当代中国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要实现依宪治国，重在树立基本理念。